▍为确保卫星唱响《东方红》，砍掉实验项目
从1965年开始，钱学森主要负责人造卫星研制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很大程度上是一颗“政治卫星”， 国家提出的要求是 “一次成功”，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
为了“听得到”，卫星升空时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卫星上发射的讯号，但是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设计人员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
钱学森马上叫人写报告交上去，中央批准后，这个灵光一现的创意成为政治任务，卫星播放歌曲《东方红》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环节，它甚至成为重中之重，一旦上天之后歌曲“变了调”，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确保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准确、可靠、悦耳，钱学森多次听取卫星总体负责人员的汇报，审查设计方案，检查设备质量。
当卫星总体超重时，钱学森明确提出，凡是和广播《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都要给广播让路。于是技术负责人孙家栋不得不砍掉一些试验项目，以保证政治任务的完成。
经研制部门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音乐的质量很好。又经过严格测试和多次合练，1970年4月25日晚8点29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带有鲜明新中国特色的旋律响彻太空。

▍三次论证亩产万斤
1958年，人造卫星研制工作还没有开始，“放卫星”在中国是一个生产领域的专用词，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6月12日又放出第二颗卫星，声称实现小麦亩产 352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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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产量是明显违背常识的，但四天之后，钱学森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科普文章为这颗卫星提供了“科学依据”：
“土地所能供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
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产量高出很多。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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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1958年4月29日，钱学森已经在《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阐述类似观点。
经过1958年的农业实践，“亩产万斤粮”的梦幻基本破灭，到1959年初春，大跃进的势头已有所减弱。
钱学森仍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1959年第5期）重申高产量的理论可能性：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写到：
“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
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尖锐语言批判张爱萍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将军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之一，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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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右一）
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在这场运动中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具体写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
这张大字报张并没有在意，但是据张的后代讲述，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对张伤害很深。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张爱萍传记：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写到：
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的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指钱学森）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结果张爱萍心脏病突发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