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The Diplomat》刊文分析称，中共近期推动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项运动，并非一次普通的政治学习，而是在经济放缓背景下，对地方治理体系的一次重新调整。

文章认为，过去四十年来，中共执政合法性很大程度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上，因此地方官员主要依靠GDP增长、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指标获取政绩。

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紧张、债务高企，以及社会对公共服务要求提高，这套考核体系正逐渐发生变化。

文章指出，中共中央正重新定义什么才算是“政绩”。

过去，地方干部比的是谁能把GDP做高；如今，考核重点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风险防控、长期发展成效、政治纪律、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

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强调，干部政绩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评价干部“关键看老百姓口碑”。文章认为，这意味着地方官员未来的竞争重点，将从“做经济数据”逐渐转向“落实中央部署”。

文章认为，此举也是为了纠正过去考核体系带来的问题，例如盲目投资、举债搞建设、数据造假以及建设“形象工程”等短期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整不仅涉及经济治理，也延伸至意识形态领域。文章以即将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例指出，地方干部未来不仅要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落实中央关于民族认同、文化宣传等方面的要求，博物馆、文化机构等公共空间也将承担更多意识形态功能。

与此同时，中央将通过巡视巡察、审计、纪委监察、反腐调查等方式加强监督，并以“学、查、改”的模式持续推进整改；网上问卷、市民热线、意见征集等公众反馈机制，也将成为干部考核的参考因素，但文章认为，这种公众参与仍然是在中共主导框架下进行。

不过，《The Diplomat》认为，这场改革虽然可能减少面子工程、重复建设和举债冲GDP等现象，但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在更严格的监督和问责下，地方官员或许会更加谨慎，更倾向于按程序办事、完善材料和台账，而不是主动承担风险、推动创新。

文章最后指出，这项改革能否真正改善地方治理仍有待观察。过去地方干部可能围绕GDP展开政绩竞争，未来也可能转向围绕“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群众满意度”“风险防控”等新指标进行新的“表演式治理”。

文章认为，中共正从过去依赖经济增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逐步转向一种更加依赖中央统一规划、政治忠诚和规范执行的治理模式，以适应经济增速放缓的新阶段。但这种调整究竟会带来治理改善，还是催生新的形式主义，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