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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梦想拥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

所以，龙应台鼓动所有的人承担你们的社会责任，把你们面前的墙推倒。在中国的现状下，我们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你们要努力站起来，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倒，创建我们社会的民主制度。

中国的改革是来自于把大门打开。现在你非要把门关上，它怎么能对呢？你一创造财富，别人就来抢你；谁创造财富，就抢谁。中国历代王朝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持续到今天，还非常严重。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毫不动摇”。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他一块又一块地举着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任志强先生。

大家都知道，2020年任志强因为公开痛骂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最后被重判18年，甚至连他的儿子和秘书都被抓了。坊间一直传闻任志强是红二代，跟王岐山关系很好，但当他触犯圣怒时，满朝文武竟没人敢替他求情。

我的频道之前也经常分享陈丹青、易中天的犀利观点，大家都觉得这些知识分子敢思考、敢说话。但如果回头听听任志强当年的言论，就会发现，在过去十年墙内，最敢说话的学者非任志强莫属。

按理说，任志强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财务也自由了，但他还是选择站出来说真话。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看看任志强当年到底说过哪些大实话，他又是怎么一步步激怒习近平，最终被判刑18年的？

首先，以防有些朋友不了解任志强，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

任志强1951年出生于山东莱州，除了地产大亨、有钱人这些标签，他最大的身份是正儿八经的红二代。他的父亲任全生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他自己拿过人民大学的法律硕士，后来成为北京华远地产的董事长。因为说话胆大直率、口无遮拦，大家都叫他“任大炮”。

在那个圈子里，任志强认识的都是顶层人物，像俞正声、刘鹤、王岐山，以前跟他关系都非常铁。

其实红二代这个群体绝不是铁板一块，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作为特权阶层，早就分到地盘，闷声发大财； 
第二类是对现状不满，但骨子里觉得江山还是得在自己人手里才放心； 
第三类就是像任志强这样，经过多年思考，彻底反思父辈走过的道路，看到今天的中国变成一个完全装置的社会，心里非常痛惜和悲愤，也有人称他是党内的自由派。

按理说，任志强完全可以舒舒服服走第一条路，但他偏偏选择了最危险的第三条路。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习近平。大家知道，习自己也是红二代，当年插队时，习在梁家河，王岐山和任志强在几十公里外的冯庄。这帮人虽然不是一起在大院长大，但也绝对知根知底。正因为太熟了，当习近平坐上大位、甚至想一直坐下去的时候，对这些体制内的老熟人反而更加防备和猜忌。

习也知道，对付普通老百姓容易，但对付任志强这种知根知底的红二代刺头，就让他非常恼火了。

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2020年9月，法院给任志强安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说他造成了上亿损失，直接重判18年，还罚款420万。中国青年报前主编李大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任志强当年作为高管离职时，经过政府审计机构极其严格的审计，财务清清楚楚向社会公开过，根本没有问题。但怎么因为发了一篇文章，就突然冒出这么多巨额贪腐？明眼人都看得清楚，这就是典型的政治罪名经济化，用查经济问题来赶尽杀绝。

最让人心酸的是，这么倔强的任大炮，最后在法庭上居然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他真的是认罪了吗？其实背后是很残酷的现实——因为习还抓了他的儿子。任志强为了不株连更多人，只能吞下这个苦果。

当我们了解任志强是怎么彻底清醒，又遭到了怎样的迫害之后，就会真正明白，在那种环境下，他的口无遮拦和敢作敢当究竟有多难得。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他当年的精彩言论：

“我更认为，真正的社会责任是你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为此付出努力的一种责任。如果我这么定义的话，是从龙应台来的。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梦想拥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所以，龙应台鼓动所有的人承担你们的社会责任，把你们面前的墙推倒。在中国的现状下，我们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座的各位，你们努力站起来，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倒，创建我们社会的民主制度。”

“当吴校长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大政府的时候，也讲到了我们的五千年历史。在宋朝、在清朝，我们都曾经是世界上的最大巨国之一。当然可能不如罗马帝国，但那时候是皇权与皇权的斗争，是在同一种制度之下进行拼搏，显出我们的强大。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实现的民主制度去对抗。在这样的竞争之下，首先面对的就是制度问题。”

“刚才李金华副主席给我们讲了一些感慨。如果我们堂堂一个国家的三高四副都只能去感慨，说明这个制度已经烂透了。如果这么高的高官都没有能力治理自己想治理的问题，那就恰恰说明我们需要另外的办法来监督政府的权力——绝不是大政府，而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没有人敢于站出来诉求自己应有的权力，老是把社会责任推给别人，说‘你替我承担一点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比如前几期我都参加了光华的年会，因为张维迎当院长。换了院长以后，我不知道光华管理学院还是不是代表光华管理学院，至少我跟张维迎签的捐款合同里的行政义务，光华管理学院并没有完全履行。我们可能需要的是用不同的思想、多元化的方式来寻求我们想创建的社会。如果你想这个社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你就要为共产主义去努力奋斗；如果你想创建的是一个民主社会，你就要为民主社会的创建去努力奋斗。当然你也可以像何教授想的，是个三长五长的社会，那你就为此尽你的责任。总之，如果你梦想自己未来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你就要为此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谢谢。”

“我们从秦朝开始修长城，长城是干什么的？长城是自我防御。但是修长城一定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你抵御了外敌，让敌人侵略越来越困难；同时它也会伤害边境人民进行境外贸易，不能自由交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如果单纯讲关税，关税是什么？关税就是长城。你不来我这儿，我能收你的关税吗？只有你进我的长城时才涉及到关税，所以它一定是防御，而不是进攻。”

“如果我们所有的媒体都把关税认为是一种进攻和恶意进攻的话，就是你自己先站错位了。如果你自己的认识都错了，你的战略能是对的吗？所以我们采取的是加大我们自己的长城。”

“邓小平的改革是什么？改革不是改革两个字，是改革开放。如果你把后两个字弄没了，就不叫改革了。中国的改革是来自于把大门打开，现在你非要把门关上，它怎么能对呢？”

“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特朗普是自我防御还是一定要进攻你？如果他是自我防御，他为什么对别的国家也提高关税？不要以为他只对中国进攻，其他国家怎么办？他只是防御，所以对所有国家都一样。于是别人就能谈得通，因为别人开放了。中国没谈得通，就是因为中国不肯把大门打开。那你怎么能行呢？那不就变成对立了吗？”

“做企业家有个最简单的东西：买卖不成仁义在。现在我们买卖不成，仁义也不在了，那怎么行呢？所以我不认为中美之间应该打贸易战。”

“2015年美国出了一个研究报告，那时候还没有特朗普。谈到中美关系时，非常强烈地提出：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如果中国不改变邓小平的‘28个字’（韬光养晦等等），中美不会发生任何恶性的贸易战争和其他战争。但是如果你改变了邓小平这些，你非要不韬光养晦，非要当头，非要如何如何，那就对不起了，我绝不会让你这么干，因为别的国家也同样不会让你这么干。”

“我觉得认识中美贸易战，我不懂贸易战，也不懂其他东西。但起码应该认识到：关税是长城，是自我防御的问题，不是进攻。只要你把关税认为是进攻问题，后面的东西就开始变化，变成恶性战争，是你挑起来的，因为你要把自己的大门关上，而不是别人挑起来的，别搞错了。”

“所以有的人能谈得成，有的人谈不成，差别就在于愿意打开大门的都能谈得成，不想打开大门的都谈不成。长城一定是双重的，既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又起到伤害自己的作用。别人如此，你也如此。”

“美国的关税一定会起到两重作用，抵御外敌同时伤害自己。中国提高关税同样，即使降低了关税，但你没有彻底打开大门，受害的也是双重。我们的老百姓还在其中，因此而受害。何必要打呢？最后的结果不是中国把长城拆了吗？否则长城以外都不是中国的地方了，你要那长城干嘛呀？”

“英国大宪章就是为了获得权力平等的关系。为什么企业家最强调权力平等，而不是自上而下？原因就在于只有平等的时候才能有合理的交易。因为你卖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买东西，如果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权力平等、地位平等，交易才是正常的。否则当你卖东西的时候采取恶霸精神，别人卖给你东西的时候，你的原料从哪来？你的加工从哪来？他也会采取不平等的精神。所以对自我的保护，重要的在于你首先尊重对方，变成平等，而不是你高于他人，要别人必须服从。”

“市场经济中，财产权利到人权到社会权利的平等，它是一个市场基础。如果没有平等，这个市场基础就不存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毫不动摇，为什么不是一个毫不动摇？如果产权平等，就绝不会有两个毫不动摇。”

“对国企国进民退和民退国进的争论从改革之初就开始，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企改革问题，到十九届三中全会还在提，也就是五年什么都没干。前两天刘鹤又在主持开这个会。我个人认为，只要不是社会平等，怎么改都没用。因为国家的垄断地位保证了它的优越权利，哪些行业我不开放，民营企业不能进入电信、不能进入这个行业那个行业，国有企业就一枝独大。所以权力不平等的时候，企业家精神是不会存在的。只有民营企业会有企业家精神，而国有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精神的。这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差别。在今天我们仍然争论没有结果，以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两届都没结果。我估计这一届还是没结果，那么下一届能不能有结果？我觉得平等了才能有结果，否则它不是一个平等竞争条件。”

“作为企业家来说，商人在老百姓贫困的时候，应该拿出自己的钱粮去做公益，帮助那些人。但孔子认为这应该是政府的事，不应该是你的事，否则政府没面子，你有面子。这个事情发生了很长时间，并没有完全解决。但在历史的过程中，更多的革命是用暴力的方法去掠夺。而杨恢他们之所以要拿钱，我自己拿粮食去救济，就是你不要抢我的，我给你，这样就避免了革命和战争。”

“如果不创建私有产权的保护，就不可能有市场制度。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不劳而获的时候，就没人去创造财富，就不会有企业家。你一创造财富，别人就抢你；谁创造财富就抢谁，那怎么会有财富的积累和成长呢？中国历代王朝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持续到今天，还很严重。”

“所以自由不是因为拥有财富，说财富自由了，错了。而是必须有保护自己努力创造财富的法律。如果你创造财富的行为得不到保护，那么就不会有人去创造财富。当中国出现要消灭私营企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的统计报表上，投资急剧下行，到了上个月，民间投资已经接近零增长。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些舆论过程中，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当我投资创造财富的时候，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和认可，我还不如不投了。它会瞬间反映到经济运行之中。”

“所以这个社会制度，企业家一定要努力去创造一个能够获得财产保护或财富保护的权利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去创造财富。”

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和网络上疯传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7000人的庐山会议，也被称为一次伟大的会议。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曾经的大跃进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满篇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统一体制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

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皇帝可以骗自己穿了衣服，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

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掉头了。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以罢免和撤换船长，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造谣”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

加强党的领导，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创建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爆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胜利之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

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爆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中央电视台抓“造谣”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爆发现任的追究。

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地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地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

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